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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味
2019-02-01| 来源:驻马店市公安局

如今,生活越来越好,时间过得也越来越快,去年的春节犹在眼前,今年的春节已拍马临近。像我这样上了些年纪的人,在感叹光阴似箭,两鬓渐斑的同时,大多感觉现在的春节和过去大不相同,年味逐渐变淡,甚至没有多少过年的味道了。以往过年是个什么样子,有着怎样的感受,大家如有兴趣,不妨穿越时光隧道,跟随我记忆的镜头,去找找那时的年味。

年味,荡漾在孩子们的脸上。

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,那时的农村非常贫穷,家家户户都住在低矮的草房里,一个公社,也就是现在的乡镇,也找不到几家住瓦房的,更别说楼房了。平时难见荤腥,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,唯一能够吃到鱼肉的日子就是过年。再怎么穷,再怎么苦,再怎么难,哪怕是借,父母也要在过年这天给孩子们弄顿好吃的。至于穿,更是超乎今天年轻人的想象,日常穿的衣服多是打过补丁的,有时甚至是补丁摞补丁。那时每家普遍都有几个孩子,老大的衣服,小到不能再穿时,退下来给老二,老二穿过了,再缝缝补补给老三,以此类推。只有在过年的时候,条件稍微好些的人家,父母才会狠下心来,给每个孩子都添件新衣服。有好的东西吃,有新衣服穿,可以在人前人后显摆显摆,可想而知感觉有多好,诱惑有多大。对孩子们来说,过年不叫过年,叫巴年,就是巴望着春节早点到。对父母来说,也不叫过年,叫忙年,就是忙着攒钱攒物,准备过年的物品。时间老人好像根本不理解孩子们的心思,或者故意考验他们的耐力,仍是慢腾腾地往前挪。直到过了腊月二十,学校开始放寒假,孩子们才真正感到时间加快了脚步,好日子近在咫尺了。不用上学,成天玩耍,还能跟跟着大人赶大集、看热闹,真是要多开心有多开心。

打陀螺,是孩子们的最爱。那时学生放假没有家庭作业,家长们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忙不迭的给孩子报这个班那个班。孩子们的假期中只有一个字,玩。春节前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,数九寒冬,河面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,光滑莹亮,正是打陀螺的好去处。陀螺,是农村孩子最常见的玩具,就地取材,纯手工制作。把一块木头用刀刻成圆锥体,再用砂纸把尖子打磨得平滑光洁,一个陀螺就做成了。如果能在尖子上嵌进一根图画钉,那就属于豪华制品了。打陀螺要有一个用绳子或旧布条做的趁手的鞭子,不停地抽,打得好的,能让陀螺在冰面上连续转上一顿饭工夫。谁的陀螺转的时间长,谁就趾高气昂,一脸的骄傲,觉着自己的本事大。有时相互不服气,争得面红耳赤,甚至动起手来,可一转眼,就又重归于好,早把刚才的不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看电影,是孩子们的又一件乐事。那时的农村,文化生活极其贫乏,谁家有台收音机,就能让邻居们羡慕得耳热心跳。至于电视机,别说农村,县城都见不着影子,农村孩子连听都没听说过。看电影,是人们难得一次的精神大餐。放电影的地方不在电影院,而是由公社的电影放映队轮流到村里放。先找到一块比较开阔的场地,多半为生产队集体打谷晒场的地方,然后埋下两根木桩,把布幕扯好,接着还要安装发电机,解决电源问题,那时的农村是没有电的。这些都有人义务帮工,放映员只管叼着香烟,动动嘴皮子就是了。因为是在室外,放电影的时间必须在夜幕完全降临之后,才能看得清楚。孩子们早早的吃了晚饭,扛着木头长凳占好地方,也有的人不知从哪拾了块砖头、瓦砾放在那儿,表示那是自己的领地。更多的人则站在寒风中,一边嚓着呱,一边焦急的等候,害怕出现什么意外。有好多次,大伙儿兴抖抖地到外地去看电影,结果关键时候掉链子,不管放映员怎么摆弄,发电机就像老牛喘着粗气,怎么也打不着,电影没看成,白跑了十几里地,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春节前可不一样,发电机都是精心维护过的,伴随着马达的轰鸣声,一道亮光划破漆黑的夜空,耀眼的电灯亮了,人群发出一阵阵欢呼声。直到散场,躺在床上,孩子们还意犹未尽,一遍遍模仿着电影中的经典台词,脑海中回放着电影中的精彩片段,带着微笑进入梦乡。

围堰戽鱼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。那时河流纵横,河网密布,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有一个河塘。秋季过后,进入枯水期,河塘里的水量明显减少,父母会让孩子在河塘里扔些树枝、稻草之类的,说是让鱼儿避寒。过年前,要把塘里的鱼捞上来,除夕的餐桌上正等着它呢。捞鱼的过程叫戽鱼,把塘里的水汲干,才能水尽鱼出,这是个极具仪式感的活动,先把家里盛水的木桶,和几节长短粗细适中的木棍捆绑在一起,再在桶口和桶底系上四根长短一样的绳子,做成用来戽水的工具。由两个人分立两旁,各牵着绳子的末端,通过手上富有韵律的节奏和左右手不同的力度,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,将水舀满,然后平衡提起倒在围堰的另一边。这既是个技术活儿又是个体力活儿。一桶水好几十斤,不停的舀进倒出,一会儿就累了,得换两个人轮流干。俗话说,鱼头有火!当河塘里的水接近枯竭,成队的鱼儿露出脊梁,作无谓的挣扎时,性子急的,顾不上刺骨的寒冷,早赤着脚跳了下去,乐滋滋地一条又一条把鱼往岸上扔。趁大人不注意,有的孩子也冷不丁的窜了下去,加入捉鱼的行列。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在塘里的水完全干了以后,这时看起来所有鱼虾已被一网打尽,却有一些大乌鱼,历经险境,十分狡猾,会把身子埋在淤泥中一动不动,妄图躲过一劫。有经验的人岂能犯此低级错误,他们用脚在淤泥中地毯式地向前划拉,躲藏的乌鱼受到惊吓,猛地窜了出来,被聪明的“猎人”一把抓住,惹得岸上看热闹的人们哈哈大笑。

年味,沉浸在人头攒动的集市里。

计划经济年代,物质极度匮乏。鱼、肉、甚至豆腐,都要凭票供应,供应的对象还必须是定量户口,也就是城里人,农村人不在范围,有钱也买不到。平时要买火柴、牙刷、毛巾之类的日用品,都要去供销社,或者到县城的百货公司。虽然农历逢五、十两天,公社所在地也有一个集市,所谓五天一集,但那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,随时可能被割掉,大家普遍战战兢兢,不敢光明正大的交易,所以集市上冷冷清清,形同虚设。只有在过年前,上面为了让生活在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过上一个“革命化”的春节,临时网开一面,不但鱼肉可以自由买卖,而且默认市场短暂开放。这可不得了,年前的集市突然像开了锅般沸腾起来,不大宽阔的街道变得摩肩接踵,人山人海,最热闹的莫过于卖布、卖肉和卖鞭炮的地方了。

过去很少有今天这样卖成品衣的,要穿新衣服,得先买布,然后送到加工点,由裁缝量体裁衣,先做后取。大人把好不容易凑起来的几块钱,用邹巴巴的手帕里三层外三层的包紧,小心翼翼地装在衣服里面贴近胸口的地方,牵着孩子的手,来到供销社门市。门市里早已人声鼎沸,挤得满满当当,只见一只又一只手攥着钱和布票,指着柜台里面为数不多几种花样的布,有的要这个,有的要那个,不停的叫喊和比划。此时身高臂长的占得先机,往往早些得手,个子矮点的,拼命往里挤,试图发挥就近优势。售货员则一副不紧不慢,好整以暇的样子,大声问清要买的数量和品种,复述一遍核对无误后,拿起笔来,一式两份,开好票据,接过钱和布票,看都不看,直接和刚开好的票据一起用铁夹子夹好,挂在头顶上方铅丝绳上的一个环扣上,用力一挥,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,铁夹早已飞到位于绳子末端坐在高处一个圆形木房子的人手中,这个人先是手指在算盘上飞舞,然后熟练地清点完毕,把多余的钱和票重新用夹子夹好,用同样的方式刷地送了回来。起先收钱的那个售货员,一面招呼着下一位,一面取过夹子上的东西,连同已经扯好的布料一起递到买布的人手中。整个过程就像行云流水一般,衔接得天衣无缝,让人羡慕不已。那时人们称呼售货员不叫售货员,而是称为会计,家里人哪怕是亲戚中有人当会计,那也是祖坟上冒青烟的事,真是太有面子,太值得自豪了。

买肉则又是另一番景象。现在人喜欢吃瘦肉,肥肉比瘦肉便宜好多,大多数人还不肯要。那时肥肉可是香饽饽,不但吃起来过瘾解馋,而且可以放到热锅里熬成猪油,炒菜时稍许放上一点,菜就好吃的不得了。尽管卖肉的人会肥瘦搭配,但总有多一点少一点的时候,买到肥肉多些的,喜笑颜开,买到瘦肉多些的,则垂头丧气。有经验的人在肉摊前磨蹭好半天功夫,就是为了看准时机,在某块肉的肥瘦搭配失衡时,果断出手。买肉的人斗智斗勇,软磨硬泡,卖肉的人久经沙场,也很少失误。有时已经把肉放在秤上了,又觉得不妥,重又配上一点瘦的。先前感觉上算的人,见又加了一块瘦的,要求去掉,不然就不要了。这样反复拉锯,讨价还价,磨破了嘴皮。买肉的过程,弥漫着日子的艰辛,盛满了过年的记忆。

卖鞭炮的地方几乎占了半条街,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人。那时街面上烟花还没有出现,鞭炮的种类虽然不多,但型号倒是不少。1000响、2000响直至10000响的应有尽有,响数越多自然价格也就越贵。买响数多的吧,囊中羞涩,实在舍不得,买少一点的呢,想想一年到头,不好好响亮响亮,又心有不甘。在反复踌躇反复算计反复谈价后,大多数人都买上一盘不大不小的,既没花更多的钱,也在心里给了自己一点安慰。大人们在买鞭炮,孩子们的心却集中在小掼炮和“二踢脚”上。小掼炮很小,价格也便宜,买上一把,放在口袋里,冷不防扔出一个,崩的一声,把过路的人吓得一个激灵,甭提有多得意了。“二踢脚”就更不用说啦,点燃后,一声巨响,然后嗖一声飞到空中,接着再来一声,声如惊雷,真是过瘾。孩子们缠着大人,央求多买几个掼炮和“二踢脚”。要在平时,很少人敢这样做,困顿的生活早就消磨了家长对孩子的耐性,生气起来,巴掌耳光打过去是家常便饭,但在过年前,对孩子这点卑微的要求,家长则尽量满足。乘着大人不注意,孩子们把收了一年没舍得用的几毛钱压岁钱悄悄拿了出来,又偷偷买了几个。年初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震耳欲聋的“二踢脚”,炸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炸开了孩子们五彩缤纷的梦,也炸出了浓浓的年味。

年味,凝结在袅袅升腾的炊烟中。

我生活的农村,每天只吃两顿饭,只有在早上和傍晚时分,家家户户的屋顶才会升起袅袅炊烟,它不仅是乡村一道特有的风景,也是乡村的时间坐标。缕缕炊烟,飘向空中,明亮了注视已久的眼睛,牵动着回家吃饭的脚步。其他时段,乡村一般是看不到炊烟的。到了年前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从熹微晨光到茫茫夜色,村庄上空炊烟不断。起得早的,鸡叫二遍就起来磨豆腐,天没放亮,豆浆稀饭已端上了餐桌。过年前,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蒸馒头,这是家家都要做的事情,也是忙年的一个高潮。蒸馒头的时间各家不一,有的早点,有的迟点,但都集中在除夕前的三四天。各家都会提前好几天,把蒸馒头的工具洗刷干净,把小麦和玉米粉准备好,把柴火劈好晒干,万事俱备,就等着隆重的一幕上演了。按照习惯,蒸好的馒头至少要够十几天吃的,平时再苦,大年初十前尽可能让孩子吃上馒头,是父母最大的心愿。所以要整整忙活一天。女人们天不亮就起来和面了,这是蒸馒头的头道工序,颇有几分技术含量。水和面的比例要适中,水放多了,蒸出的馒头站不住形,不够美观;放少了,馒头硬,口感不好。发酵时间的把握,也很重要,发酵时间长了,做成的馒头会有酸味;时间短了,面没有活性,像死疙瘩一样。还有就是放碱量,这更为关键。放多了,馒头泛黄,还有一股鱼腥味;放少了,看是好看,但酸味浓郁,白白糟蹋了那么金贵的面粉。要过得和面这一关,全靠经验和悟性。所以大家在这一环节都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,生怕出现闪失,让家里人不满,还让外人耻笑。

面和好让它自行发酵,就开始准备蒸馒头的各种馅料了。蒸馒头是过年时弄面食的统称,其实不止馒头,还有面糕、米糕、包子等。包子有各种馅子的,多是什么马齿苋、豆角、茶豆、南瓜干、大白菜什么的,肉馅的极少。做馅料也很见功夫,灵巧的人会双手同时握刀,两把刀上下交错,在砧板上飞舞,发出咚咚的声音,煞是好听,上下翻飞的抡刀动作也十分好看。

发酵好的面,要放在面板上揉,一块看似粗糙的面团,不一会就被女人们精巧的手雕琢成了一个个精致的工艺品,圆包形的、飞龙形的、还有点着黑豆眼、竖着小耳朵活灵活现的小兔形。

做馒头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蒸,女人围着灶台忙前忙后,将揉搓成型的馒头有序摆放到大蒸笼上,小心检查笼圈是否漏气。男人则闷声添柴,满堂灶火将男人的脸映照得通红,美好的期待在心头氤氲。

馒头出笼了,挤压在锅盖下的蒸汽,一下子喷发出来,灶房里顷刻间烟雾缭绕。女人弯着腰,麻利地将馒头端了出来,窥探已久的孩子,乘大人不注意,猛的抓起一个,顾不得烫,急不可待地塞到嘴里,一溜烟跑了。

蒸好的馒头、包子和面糕,在平时晒谷物的大簸箕里越堆越高。陶醉的女人顾不上休息,摘下围裙,装作到邻居家帮忙,一边打探人家蒸多少馒头,一边悄悄地察看馒头的质量。同时也不失时机的晒一下自己的成绩,炫一下自己的技艺。眼角眉梢,流淌着藏不住的得意和满足!

年味,摇曳在厚重淳朴的民俗间。

如果说过年是一台戏的话,那么进入腊月就敲响了年节的开场锣,人们已经开始为过年作准备了。

乡间最重亲情,年前都要相互走动,也就是走亲戚。走亲戚一般是不能空着手去的,那会被认为是严重失礼。在淳厚的民风里,失礼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,将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嘲笑的对象,被淹没在鄙视的白眼和孤立的冰水中。早早的,就要把走亲戚的礼物准备好,有的带上一些自家的农产品,像鸭蛋、花生、干豆角之类的,有的为亲戚家的小孩每人做上一双鞋,一针一线穿插着浓浓的情义。条件好些的,扯上一块布,送给亲戚家的小孩做件新衣裳,这就属于大礼了。亲戚来了,要吃上一顿饭再走,主人会倾情招待,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。因为数量有限,吃饭时,主人会把菜不停的往亲戚的碗里夹,自己虽然也伸伸筷子,那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,其实吃的很少。喝酒也是如此,一个劲的往客人的酒杯里倒,自己只是稍稍抿一口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还流行为了表达敬意,端酒给人家喝,而自己不喝的缘故。这种场合,小孩子是不能上桌的,只能远远地看着,满心的垂涎。之所以不让孩子一起吃,是担心孩子小,不知礼数,满桌扒拉,狼吞虎咽,就那一点点菜,客人就没法下箸了。

打扫卫生,是年前的一项重要活动。要把屋里屋外每一个犄角旮旯,彻彻底底的打扫一遍,就连屋顶也不能放过。大人站在摞起的凳子上,孩子在下面扶着,将附着在屋顶或角落里的蜘蛛网、尘垢全部除掉。乘着晴天,把能拆洗的东西洗的干干净净,把棉胎放在太阳底下晒得暖暖和和的。因为条件艰苦,没有垫被,为了御寒,席子底下铺着厚厚的一层麦草,这时,要将旧的拿掉,换上新的,那柔柔的麦草一放,床上立时散发着淡淡的草香。草房经过一年的风吹日晒雨淋,有的地方已经坏了,这时也要把它修补好,如果损坏严重,透风漏雨,还要请几个有经验的人专门修缮一下,有时要忙活好几天。

腊月二十四,俗称祭灶,又叫小年。我们这一带有官三民四的说法,即城里人一般二十三过祭扫,农村人则要推迟一天。如果说除夕和初一是过年的高潮的话,那么祭灶则是高潮的前奏。传说中,灶王爷是负责管理各家灶火的天神,二十三或二十四这天晚间,它骑马升天,去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一年来的善恶。玉皇大帝会根据灶王爷的汇报,决定这一家人来年的吉凶祸福。由于事关重大,在他上天之前,要搞一个祭灶仪式,俗称送灶,请求他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由于文革期间,倡导移风易俗,破四旧,祭灶的具体仪式也被破坏掉了。但这一天,大人反复叮嘱孩子们不准讲不吉利的话,依然体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,寄托着辟邪除灾、迎祥纳福的愿景。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当天晚上的糖饼。有面饼吃,就已经很幸福了,何况是糖饼,真是应了俗语“又吃粽子又蘸糖”,心里甭提有多甜了。

剃头,是过年的必修课。老百姓有句口头禅,有钱没钱,剃个头过年。过去剃头和现在不同,既无电吹风,也无电推子,完全靠手工操作。剃头师傅被称为剃头匠,有的租个房子,在屋内工作,可以遮风避雨,但收费要高些,每次两毛钱。更多的人则在集市的露天中进行,价格随行就市,一般每次一毛五左右。过年前,剃头的人多,生意特别火。剃头师傅要带上全套剃头家什和凳子,脸盆、毛巾、热水瓶等,还要带上一个小煤炉子,以便不停地烧开水。谈好价钱后,客人在凳子上坐定,剃头师傅把一个外套罩在客人的衣服上,然后用手动的剃头推去除毛发,理好后,再用热水给客人洗头,擦拭干净后把毛巾放在滚烫的开水里涤洗一下,平铺在客人的脸上,让硬生生的胡茬子受热软化下来。这时,师傅把剃头刀拿出来,放在刀布上噌噌荡上几下,开始刮胡子,这是个考验师傅手上功夫的重要环节,不能把客人的脸刮破,是条底线,否则麻烦就大了。剃头最受用的时刻是掏耳朵,师傅用大小不一用途不同的工具,小心翼翼、专心致志地把客人的耳屎一点一点掏出来,客人则眯缝着眼,尽情享受这难得的舒坦。小孩剃头就简单多了,把头发去短即可,三下五除二就结束了,花的工夫连大人的五分之一都不到。

年三十的那顿晚饭,是一年中最丰盛最重要的一次,所有好吃好喝的都拿了出来,平时再节俭,今天也要打上一瓶酒,晚上喝两盅,解解馋。吃过早饭,一家人就忙碌起来了,刷的、洗的、切的、剁的各有分工。其他人则准备着贴春联,挂“挂浪”(一种剪纸)。春联是请村上毛笔字好的人写的,“挂浪”则是早前到集市上买的,家里有多少门,就买多少副,一副五张。另外,窗户、鸡舍、猪圈上也要贴一张,不过那是散买的。每张挂浪都是一幅喜庆欢乐、千姿百态的艺术剪纸,贴在门楣上,迎风招展,预示着新年吉祥,万事如意。贴这些东西都要用到浆糊,农村人买不起,得用面粉自制,即把面粉放在铁勺中,加上少许水放在火上,加热至沸腾状,这时面粉有了粘性,就可以用了。从拿着红纸到人家排队请写春联,到把挂浪、春联贴好,一刻不停,也要忙上半天。此时夕阳西下,晚霞满天。当香喷喷的菜肴终于被一个接一个的端上饭桌时,孩子们早已把鞭炮用竹竿子挑好,火光一闪,噼里啪啦的响声顿时激荡在村庄的上空。

大年初一吃饺子,给大人磕头,领压岁钱,邻里之间挨家挨户拜年,说些恭喜发财,鸿运当头的吉利话,踩高跷,舞狮子,还有那高挂的灯笼,把新年的日子染得红红火火。

现在,生活好了,鸡鱼肉蛋,丸子干饭,这些以往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奢侈品,已成了家常便饭,无论衣食住行的条件和品质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。尽管现在的生活天天都像过年似的,但一到春节,远在天南海北的游子,仍然从四面八方回家团聚,就连萧条凋敝,已经呈空壳化的乡村也短暂恢复了人气和生机。春运大军,潮汐现象,就是现在最大的年味。年味年年有,只是味不同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,它将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,传承在我们的基因中!